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（5 / 8）
他说：我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在《红旗》杂志当编辑的时候。周立波写完了《山乡巨变》，大约是1962年吧！他回到北京，原有的房子被别人占了。中国作家协会给他在王府井弄了一套新房子。我上门去约他为《红旗》杂志写稿。一见面，周立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厚道的人，不像某些人那样老奸巨猾。
他又告诉我：我到《红旗》杂志去工作，是因为当时陈伯达提出要把《红旗》杂志办活点，要发点小说之类的作品。要调个作家去当编辑，便于和作家们交朋友。便于组稿。因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，又年轻，又有作品，就要调我去。北京市作家协会就不同意，要调我当专业作家。胡乔木同志在《红旗》杂志负责，亲自找我谈话，找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做工作，这样很快就把我调去了。我在《红旗》杂志工作期间，接触了许多作家。到省里面去约稿，都是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待，作为政治任务对待。那时的《红旗》杂志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，不像现在。我无论到哪个省，省委的负责同志就把省内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与我见面，规定为《红旗》写稿，并限定在什么时候交稿。一到时间，稿子就准时来了。那期间《红旗》发了不少的好作品，像周立波的《xxx》《xxx》两篇，杨朔的《雪浪花》等等。
我问：你跟杨朔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？
他说：那年在海南岛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，我和杨朔、李准住在一栋，还有几位作家住在另一栋。杨朔是个好人啦！散文写得美极了。真是个怪事，他一辈子没结婚。当时，李准敢于跟他开玩笑，说是要给他检查检查。我可不敢跟他开玩笑，他比我大呀！怎么好意思开玩笑呢？我也不问他为什么不结婚？李准那样跟他开玩笑，我听了都脸红。可更加奇怪的事是，前两年突然冒出一个他的女儿来，在报上发表文章，纪念她的爸爸杨朔。这可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？
他问我的人生经历，我讲，他听得很认真，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
1985年3月30日，我们来如东后的第二个晴天。早晨，我陪浩然在招待所院内的水泥场坪里散步，初春的阳光照耀，浑身暖融融的。在通向厨房的水泥甬道上，我们遇见《新华日报》的一位年轻记者，曾在南公园饭店采访过浩然。浩然和记者打过招呼，进食堂用早餐。饭后，他朝水泥甬道东侧的楼房里仔细观望，一会儿踮起脚，望楼上，一会儿透过松柏树缝隙，望底层楼里。突然，只见他招了一下手，又是那个《新华日报》的年轻记者跑过来了，穿着一件银灰色长风衣，样子很清秀。据我观察，他对记者围着他采访，拍照，并不像某些人那样欢迎，热衷。他觉得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时间和精力。此刻，他主动招呼这位记者干什么呢？首先他问：你这次来如东干什么呢？当他得知，记者是来如东团县委采访有关的人和事时，他连忙说：请你代我向团县委致意，并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。同时，我向他们推荐一个优秀青年张松林，他今年不满三十岁，农大毕业，共产党员，放着现存的铁饭碗不端，优越的家庭条件不享受，组织了六个年轻人，到黄海边上，开发海涂，办起了自联垦牧场。遇到三次大的灾害，房屋被台风刮倒三次，跟他联合办垦牧场的青年都走了，有的去贩鲜货，有的去下小海，有的去当泥木工，而他没有打退堂鼓，一直是打升堂鼓，失败了，又再来干。父母亲劝他回去莫干了，何必瘦肉不吃，要吃猪皮，因办场欠下的国家贷款，他们给他凑齐，把他赎回来。张松林不干。父母生气了，非要他回来不可。倔强的小伙子就表示，你们硬要逼我回来，我就跳海算了。儿子的坚强决心，反而感动了年过半百，历经沧桑的父母，转而支持他的工作。现在，他的工作又干得红红火火的了。县、市，甚至是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他都很重视。但是，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还是不会少。他既不是一个胜利者，也不是一个失败者，他和我们八十年代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，是个寻找者。在有些人眼里，认为他不是个万元户，不值得重视。我认为，他既创造了财富，更重要的是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敢于吃苦，勇于奉献的精神。他的财富都是凭汗水，凭心血创造的。不是像某些人那样钻国家空子，搞商品买卖发财。多少海涂有待我们去开发。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张松林！
听了他的话，记者笑了笑，说：好，我替你转达。记者走了，浩然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我既是希望团县委重视张松林，又何尝不是鼓动你记者同志去采访，去宣传张松林呢？你是办《新华青年报》的呀！张松林对青年人，多有指导意义呀！不知是小伙子不灵活，还是思想认识水平不高。你有的是时间嘛！为什么不可以今天跟着我们一道下去跑一趟呢？！
他一有机会，就为张松林呼吁，宣传。
他又激动地对我说：我现在完全被张松林的事迹迷住了。我想在这里多住些时候，把张松林的文章写完再走，至少得搭个架子。关于我去南通讲课的事，给金振林挂个电话，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讲。如今的事情真奇怪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人硬拖着你去讲课，不管怎么说也推不掉。我这个人又面子软，就怕抵面，人家讲得几句好话，我精神的防线就全崩溃了。怎么办呢？盛情难却。人家一片诚意，满怀希望，你不能使人家失望，扫人家的脸面呀！尤其是那些教师、学生。我就怕学生围着要你题字。我没那么快。我要坐下来仔细想想才行。大庭广众给人题字，那是诗人的事，小说家应付不了那种场面。小说家只能塑造人物，描绘形象。一旦到了那种场合，不题字也得题，你又不能逃跑，有什么办法呢？！本来嘛！作家就是埋头写作，作家就是凭作品说话，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。作家只擅长写，不会讲。抛头露面，发表演说，那是政治家干的事。那是靠逻辑思维，不是形象思维。与作家是两码事儿。作家是靠形象思维。人家硬要逼着去讲，只好去讲罗。有时候也难免讲塌场。俗话说：文人不见面，见面松一半。作家只会写，不会讲。可有些人却以为会写就必然会讲。
这时，吉普车来了，如东县原副县长、现任政府顾问金德福，县政府办副主任徐春林，陪同浩然和我，乘车前往张松林的自联垦牧场参观采访。阳光照耀，道路两旁一望无垠的田地里，麦青，草绿，油菜葱郁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张松林已经进掘港镇办事去了，只有他的妻子正在饲养雪白的长毛兔。这个女子长得清秀漂亮，瓜子脸蛋，齐耳短发，苗条身材，说话温柔，举止文静，穿着白大褂，内里露出天蓝色的羽绒衣，配搭十分得体。她要丢下手里的活，替我们沏茶。浩然连忙阻止，要她领着参观鸭房，兔房。浩然边看边连声说好。参观完了，浩然站在门外，望着一望无际，人烟稀少的海涂，感慨地说：荒凉，寂寞，没有雄心大志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创业的。
他走到屋后的匡河边，看见正从水上飞起一只尖嘴，黑羽，两腿细长血红的鸟儿，问我：这是什么鸟？我摇摇头。徐春林介绍，那是潮头鸟，它们总是在海潮到来之前，叽叽鸣叫着，给下海的渔人们报信。对这种鸟，渔人们是不许捕捉的。
河边的土地上种着绿油油的蔬菜，其中一种圆形叶片，铺地生长，油绿水光的蔬菜格外引人注目。我好奇地向徐春林打听其名称。徐主任介绍：本地人称其为黑菜，生命力极其旺盛。我走到河边，伸手采了一片叶，用舌头舔了舔，咸咸的。浩然问：给它们浇什么水呀？
一个手挥鎯头，正在敲击水泥板的小伙子搭话：它们和我们一样喝的天水。小伙子身边放一部收音机，正在播放着流行歌曲《等待》。他生怕我们不明白他话里的含义，尽可能用带着浓重的如东口音的夹生普通话给我们解释：这里的水不能喝，我们用水缸接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浇菜、饮用。
浩然悄声对我说：他们过的这种生活真苦！文化娱乐也享受不到。我真想买部电视机送给他们，可这里又没有电。他显得焦躁不安，十分惋惜。
我心里想：就凭你那几个稿费，经得起几送。我没有说出口。因为我由此更加看到了浩然那颗纯洁无瑕的心，我不愿刺伤他。实际我知道，他并不宽裕。最近出版的《浩然文集》没有稿费。文集共500万字，如果有稿费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。可第一集出版，只给了300元印数费。他还寄给春风文艺出版社30元，自己购书送人。文集中编入的《艳阳天》第三卷才有稿费。轮到该集出版，还不知等到哪年哪月呀！人家写部中篇，这里选登，那里转载，弄来弄去二三十次之多，稿费抵得上他写一辈子所得到的报酬。《金光大道》近百万字没有分文报酬，《西沙儿女》不仅没有分文报酬，还怄了一肚子气。如今，他还想的是给张松林买电视机，改善文化生活。他就像《艳阳天》中的萧长春，《金光大道》中的高大泉，《山水情》中的罗小山那样，心里总是装着别人，唯独没有装他自己。真是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如今像他这样表里一致的作家有多少呢？
11时30分，驶车往如东县耐盐植物园。途中，我问身旁的徐春林，他和人合作写成出版的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，徐春林说：《映天红》，30多万字，是1977年出版的，三人合作，每人分得300多元稿费。浩然马上说：这本书我有？徐春林惊讶地问：你怎么会有的呢？
浩然说：嗨！那时候，无论哪家出版社出版了新书，都会送给我的。目前，赠送给我的大型期刊有80多种，报纸有60多种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啦！只挑好的看。其余的让它全堆在屋里，简直成了灾。北京的业余作家到了我家只要他们愿意要，我就让他们随便挑，刊物报纸到了他们手上，比积压在我手上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。你那本书我是看过的，淡黄色的底子，衬着映天红几个字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。
徐春林激动地说：这本书出版快十年了，您还记得这么清清楚楚，我感到很荣幸。请您给我多指教。
我们在如东县耐盐植物园吃中饭。浩然反复叮嘱这里的负责人小黄，不要搞特殊招待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。金德福问：你喜爱吃什么东西，你就讲。我们生怕你在这里生活不习惯。以前，上面有不少的会议到我们这里开，也有不少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。来了，我们就用海鲜品招待呀！譬如虾子，只用酱油、醋沾一沾，生吃。他们吃起来有味，猛吃。结果，拉肚子。反而批评是我们的东西不卫生。头一次吃海鲜品，要尽量少吃点，同时喝一点白酒，可以防止拉稀。你从北京到我们这黄海边上来一回不容易，您想吃什么，您就讲吧！
浩然：我有饭吃饱就行了。徐春林：你不会没有喜爱呀！浩然说：我呀！就喜欢吃蕃芋，吃小米稀饭。蕃芋在你们这里叫红薯，还是叫白薯？小黄连连说：白薯！白薯！
午饭后休息，浩然连衣和人躺了一个小时就起床了。下午2时30分，听北坎乡九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吴介绍张松林的情况。浩然对吴支书强调：在张松林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吴支书你帮助他，鼓励他；在张松林扬名的时候，也希望你能及时地给张松林敲警钟，不要骄傲自满，不要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。浩然这样告诫别人，他自己就是这样光明磊落，一寸不染。我从他嘴里得知，他的老伴比他大五岁，是旧社会包办的婚姻。北方有个习惯，男的很小就订婚，找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进门，好当一个正劳动力使用。他二十岁生第一个儿子，他共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、二儿子，都结了婚，跟他住在一起，大孙子满5岁了。大儿子身高1.82米。小儿子正在念中国政法大学。1958年生了女儿春水，现为中学教师，个子高，篮球打得好。春水很清高，国家篮球队几次挑她去，她就是不愿去。她喜欢躲在家里看看书，偷偷地写写东西。写了也不给他看。一次，浩然趁女儿不在家，翻看了她的一篇作品，还算写得不错，语言有个性，虽然也少不了学生腔，但总算是她自己的不是抄来的。她只能写城市生活，从小在城市里长大，不熟悉农村生活呀！女儿征求他的意见，要把作品往外寄。他不赞成，还要她多练笔。如果作品质量不高，寄到了编辑部，会使他在编辑部工作的那些老朋友为难。还让她压一压，憋足劲了，再往外冲出去。春水就因为是他的女儿，找对象为了难。她本来就身材高挑，相貌俊俏，再加之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一般人家的小伙子一听她是浩然的女儿就马上打了退堂鼓，不敢高攀她。实际上，他这做父亲的，根本没有半点门当户对的想法，更不想高攀。可是，你总不能写个广告，让人家知道呀！春水又清高自傲，即使心中看中了哪个小伙子，又不肯主动向别人表露，像他一样，自尊心特别强。不过结果总算很好，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女婿，是他在京郊一个老朋友、老同事的儿子，身材、相貌跟春水相称，人很聪明，厚道，当过兵，后调一家国营工厂宣传科工作，现在正在大学进修两年，单位让他拿大专文凭。小两口为了工作和写作，暂时不要小孩。他和老伴都尊重女儿女婿的决定和选择。这就是他美满的家庭。而当初在他出了名，成了作家，尤其是《艳阳天》出版后，有不少的大学生、中学生给他写信求爱，他从没有动摇过半点。一个人出了名，有了钱，在生活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中国的老百姓最看重这个问题。几十年来他与老伴相濡以沫，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他说他很知足。
下午4时，我们驱车如东县贝类产供销技术开发试验站采访。回到耐盐植物园吃晚饭。白薯，稀饭加咸菜。浩然吃得很喜欢，很开心。
夜8时，我们才返回招待所。浩然对我讲：如东县的基层干部都有水平，不是那种昏昏庸庸度日子的人。有这样好的干部队伍，如东县的经济振兴大有希望。
十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
1985年3月31日，天气更加晴朗。早饭后，我和浩然上街找理发店理发，边走边谈。他说：刘绍棠爱讲，会讲，不讲就憋得慌。他做什么事情都憋着一股劲儿。绍棠打成了右派后，他的三个儿子倒是更加争气，更加勤奋，都升了大学。如果是现在这么好的条件，他的三个儿子很难说都能考上大学。绍棠的妻子是归国华侨，在中学任教，为人特别厚道，就是我们到他家去了，她都怕与我们说话。绍棠打成右派期间，就靠那之前的三万元稿费存款维持生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绍棠没挨什么整，反正他被下放农村，不在单位上，人家都忘记了他，没人整他，所在大队的乡亲们还待他特别的好。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。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，绍棠开始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，被陈某某他们选掉了。他原先还打算在大会上发言，我叫他别发言了，一发言，理事都会选不上。他听了我的。北京的四只小天鹅：王蒙、从维熙、刘绍棠、邓友梅。其余三个都得意了，唯独绍棠不得意，不痛快。大会上，丁玲也没选上副主席，是向中央报告后候补上去的。你看这多难为情。丁玲就是不会搞权术。她多么好的条件，多么老的资历，却偏偏没有选上去。
上午10时，如东县兵房中学王建华来访。他对浩然说：我们全校师生听说您到如东来了，师生员工都想见见您。我爸爸在这里工作，他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如东县进修学校校长。我知道您很忙。到了学校，再到我家，请您看看我设计的火柴盒图样。吴强同志到过我们这里。我们没有什么招待，就是海货。你到我们如东来，我们感到很荣幸。
浩然说：任务很紧。昨天晚上市里来电话，要我4月1日赶去启东县参加县文联的成立大会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等我把这个任务完成了，我和远新到你们那里去一趟，看看老师，学生就不见面了。我不会说呀！我如果能留到本月5号的话，我争取去。我现在对于在这里掌握到的生活素材，像复习课本一样，再复习一面。我一直没看到有关介绍张松林的文章。我写个小稿，先给《南通日报》发一下。我很怕讲话。你看，我和远新在一起都是把门关上的。我对气候不适应，感冒了。我脑子里全是张松林，进入了那境界，就出不来了。如果硬要我到启东去参加县文联成立大会，我就转身到你们那儿去一下。去的时候，我会事先与你联系。
王建华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叠画作，一张张给我俩介绍：“我设计火柴画，酒瓶画，也集邮。这都是我设计的作品。”他要求浩然给他题词。浩然对他的艺术追求给予鼓励、赞扬。他稍作思索，泼墨挥毫，在宣纸上写下：“采艺术灵气，燃思想火花，点滴集聚，持之以恒。祝愿王建华同志大业成功。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。”王建华很激动，又要求浩然给他父亲题词，并写下他父亲的名字，递到浩然手上。浩然沉吟了一下，挥笔写道：“山高江长黄海深，难比老教师一颗心。敬书群众之意。王冠千老先生留念。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。”
我当时本想借机向浩然讨幅墨宝，一则考虑到他太劳累，太辛苦，二则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就没有开口。不想这机会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。此次，他用碳索笔为我题词，后来，他给我写过很多信，为我的作品集《中国刑警大扫黑》作序，我邀请他到汉寿县采访讲学，我全家到三河市登门看望他，我们留下很多合影，我也留下了很多他的讲话录音，就缺少他的一幅墨宝。这成为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 ↑返回顶部↑
他又告诉我：我到《红旗》杂志去工作，是因为当时陈伯达提出要把《红旗》杂志办活点，要发点小说之类的作品。要调个作家去当编辑，便于和作家们交朋友。便于组稿。因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，又年轻，又有作品，就要调我去。北京市作家协会就不同意，要调我当专业作家。胡乔木同志在《红旗》杂志负责，亲自找我谈话，找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做工作，这样很快就把我调去了。我在《红旗》杂志工作期间，接触了许多作家。到省里面去约稿，都是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待，作为政治任务对待。那时的《红旗》杂志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，不像现在。我无论到哪个省，省委的负责同志就把省内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与我见面，规定为《红旗》写稿，并限定在什么时候交稿。一到时间，稿子就准时来了。那期间《红旗》发了不少的好作品，像周立波的《xxx》《xxx》两篇，杨朔的《雪浪花》等等。
我问：你跟杨朔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？
他说：那年在海南岛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，我和杨朔、李准住在一栋，还有几位作家住在另一栋。杨朔是个好人啦！散文写得美极了。真是个怪事，他一辈子没结婚。当时，李准敢于跟他开玩笑，说是要给他检查检查。我可不敢跟他开玩笑，他比我大呀！怎么好意思开玩笑呢？我也不问他为什么不结婚？李准那样跟他开玩笑，我听了都脸红。可更加奇怪的事是，前两年突然冒出一个他的女儿来，在报上发表文章，纪念她的爸爸杨朔。这可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？
他问我的人生经历，我讲，他听得很认真，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
1985年3月30日，我们来如东后的第二个晴天。早晨，我陪浩然在招待所院内的水泥场坪里散步，初春的阳光照耀，浑身暖融融的。在通向厨房的水泥甬道上，我们遇见《新华日报》的一位年轻记者，曾在南公园饭店采访过浩然。浩然和记者打过招呼，进食堂用早餐。饭后，他朝水泥甬道东侧的楼房里仔细观望，一会儿踮起脚，望楼上，一会儿透过松柏树缝隙，望底层楼里。突然，只见他招了一下手，又是那个《新华日报》的年轻记者跑过来了，穿着一件银灰色长风衣，样子很清秀。据我观察，他对记者围着他采访，拍照，并不像某些人那样欢迎，热衷。他觉得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时间和精力。此刻，他主动招呼这位记者干什么呢？首先他问：你这次来如东干什么呢？当他得知，记者是来如东团县委采访有关的人和事时，他连忙说：请你代我向团县委致意，并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。同时，我向他们推荐一个优秀青年张松林，他今年不满三十岁，农大毕业，共产党员，放着现存的铁饭碗不端，优越的家庭条件不享受，组织了六个年轻人，到黄海边上，开发海涂，办起了自联垦牧场。遇到三次大的灾害，房屋被台风刮倒三次，跟他联合办垦牧场的青年都走了，有的去贩鲜货，有的去下小海，有的去当泥木工，而他没有打退堂鼓，一直是打升堂鼓，失败了，又再来干。父母亲劝他回去莫干了，何必瘦肉不吃，要吃猪皮，因办场欠下的国家贷款，他们给他凑齐，把他赎回来。张松林不干。父母生气了，非要他回来不可。倔强的小伙子就表示，你们硬要逼我回来，我就跳海算了。儿子的坚强决心，反而感动了年过半百，历经沧桑的父母，转而支持他的工作。现在，他的工作又干得红红火火的了。县、市，甚至是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他都很重视。但是，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还是不会少。他既不是一个胜利者，也不是一个失败者，他和我们八十年代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，是个寻找者。在有些人眼里，认为他不是个万元户，不值得重视。我认为，他既创造了财富，更重要的是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敢于吃苦，勇于奉献的精神。他的财富都是凭汗水，凭心血创造的。不是像某些人那样钻国家空子，搞商品买卖发财。多少海涂有待我们去开发。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张松林！
听了他的话，记者笑了笑，说：好，我替你转达。记者走了，浩然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我既是希望团县委重视张松林，又何尝不是鼓动你记者同志去采访，去宣传张松林呢？你是办《新华青年报》的呀！张松林对青年人，多有指导意义呀！不知是小伙子不灵活，还是思想认识水平不高。你有的是时间嘛！为什么不可以今天跟着我们一道下去跑一趟呢？！
他一有机会，就为张松林呼吁，宣传。
他又激动地对我说：我现在完全被张松林的事迹迷住了。我想在这里多住些时候，把张松林的文章写完再走，至少得搭个架子。关于我去南通讲课的事，给金振林挂个电话，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讲。如今的事情真奇怪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人硬拖着你去讲课，不管怎么说也推不掉。我这个人又面子软，就怕抵面，人家讲得几句好话，我精神的防线就全崩溃了。怎么办呢？盛情难却。人家一片诚意，满怀希望，你不能使人家失望，扫人家的脸面呀！尤其是那些教师、学生。我就怕学生围着要你题字。我没那么快。我要坐下来仔细想想才行。大庭广众给人题字，那是诗人的事，小说家应付不了那种场面。小说家只能塑造人物，描绘形象。一旦到了那种场合，不题字也得题，你又不能逃跑，有什么办法呢？！本来嘛！作家就是埋头写作，作家就是凭作品说话，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。作家只擅长写，不会讲。抛头露面，发表演说，那是政治家干的事。那是靠逻辑思维，不是形象思维。与作家是两码事儿。作家是靠形象思维。人家硬要逼着去讲，只好去讲罗。有时候也难免讲塌场。俗话说：文人不见面，见面松一半。作家只会写，不会讲。可有些人却以为会写就必然会讲。
这时，吉普车来了，如东县原副县长、现任政府顾问金德福，县政府办副主任徐春林，陪同浩然和我，乘车前往张松林的自联垦牧场参观采访。阳光照耀，道路两旁一望无垠的田地里，麦青，草绿，油菜葱郁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张松林已经进掘港镇办事去了，只有他的妻子正在饲养雪白的长毛兔。这个女子长得清秀漂亮，瓜子脸蛋，齐耳短发，苗条身材，说话温柔，举止文静，穿着白大褂，内里露出天蓝色的羽绒衣，配搭十分得体。她要丢下手里的活，替我们沏茶。浩然连忙阻止，要她领着参观鸭房，兔房。浩然边看边连声说好。参观完了，浩然站在门外，望着一望无际，人烟稀少的海涂，感慨地说：荒凉，寂寞，没有雄心大志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创业的。
他走到屋后的匡河边，看见正从水上飞起一只尖嘴，黑羽，两腿细长血红的鸟儿，问我：这是什么鸟？我摇摇头。徐春林介绍，那是潮头鸟，它们总是在海潮到来之前，叽叽鸣叫着，给下海的渔人们报信。对这种鸟，渔人们是不许捕捉的。
河边的土地上种着绿油油的蔬菜，其中一种圆形叶片，铺地生长，油绿水光的蔬菜格外引人注目。我好奇地向徐春林打听其名称。徐主任介绍：本地人称其为黑菜，生命力极其旺盛。我走到河边，伸手采了一片叶，用舌头舔了舔，咸咸的。浩然问：给它们浇什么水呀？
一个手挥鎯头，正在敲击水泥板的小伙子搭话：它们和我们一样喝的天水。小伙子身边放一部收音机，正在播放着流行歌曲《等待》。他生怕我们不明白他话里的含义，尽可能用带着浓重的如东口音的夹生普通话给我们解释：这里的水不能喝，我们用水缸接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浇菜、饮用。
浩然悄声对我说：他们过的这种生活真苦！文化娱乐也享受不到。我真想买部电视机送给他们，可这里又没有电。他显得焦躁不安，十分惋惜。
我心里想：就凭你那几个稿费，经得起几送。我没有说出口。因为我由此更加看到了浩然那颗纯洁无瑕的心，我不愿刺伤他。实际我知道，他并不宽裕。最近出版的《浩然文集》没有稿费。文集共500万字，如果有稿费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。可第一集出版，只给了300元印数费。他还寄给春风文艺出版社30元，自己购书送人。文集中编入的《艳阳天》第三卷才有稿费。轮到该集出版，还不知等到哪年哪月呀！人家写部中篇，这里选登，那里转载，弄来弄去二三十次之多，稿费抵得上他写一辈子所得到的报酬。《金光大道》近百万字没有分文报酬，《西沙儿女》不仅没有分文报酬，还怄了一肚子气。如今，他还想的是给张松林买电视机，改善文化生活。他就像《艳阳天》中的萧长春，《金光大道》中的高大泉，《山水情》中的罗小山那样，心里总是装着别人，唯独没有装他自己。真是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如今像他这样表里一致的作家有多少呢？
11时30分，驶车往如东县耐盐植物园。途中，我问身旁的徐春林，他和人合作写成出版的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，徐春林说：《映天红》，30多万字，是1977年出版的，三人合作，每人分得300多元稿费。浩然马上说：这本书我有？徐春林惊讶地问：你怎么会有的呢？
浩然说：嗨！那时候，无论哪家出版社出版了新书，都会送给我的。目前，赠送给我的大型期刊有80多种，报纸有60多种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啦！只挑好的看。其余的让它全堆在屋里，简直成了灾。北京的业余作家到了我家只要他们愿意要，我就让他们随便挑，刊物报纸到了他们手上，比积压在我手上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。你那本书我是看过的，淡黄色的底子，衬着映天红几个字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。
徐春林激动地说：这本书出版快十年了，您还记得这么清清楚楚，我感到很荣幸。请您给我多指教。
我们在如东县耐盐植物园吃中饭。浩然反复叮嘱这里的负责人小黄，不要搞特殊招待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。金德福问：你喜爱吃什么东西，你就讲。我们生怕你在这里生活不习惯。以前，上面有不少的会议到我们这里开，也有不少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。来了，我们就用海鲜品招待呀！譬如虾子，只用酱油、醋沾一沾，生吃。他们吃起来有味，猛吃。结果，拉肚子。反而批评是我们的东西不卫生。头一次吃海鲜品，要尽量少吃点，同时喝一点白酒，可以防止拉稀。你从北京到我们这黄海边上来一回不容易，您想吃什么，您就讲吧！
浩然：我有饭吃饱就行了。徐春林：你不会没有喜爱呀！浩然说：我呀！就喜欢吃蕃芋，吃小米稀饭。蕃芋在你们这里叫红薯，还是叫白薯？小黄连连说：白薯！白薯！
午饭后休息，浩然连衣和人躺了一个小时就起床了。下午2时30分，听北坎乡九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吴介绍张松林的情况。浩然对吴支书强调：在张松林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吴支书你帮助他，鼓励他；在张松林扬名的时候，也希望你能及时地给张松林敲警钟，不要骄傲自满，不要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。浩然这样告诫别人，他自己就是这样光明磊落，一寸不染。我从他嘴里得知，他的老伴比他大五岁，是旧社会包办的婚姻。北方有个习惯，男的很小就订婚，找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进门，好当一个正劳动力使用。他二十岁生第一个儿子，他共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、二儿子，都结了婚，跟他住在一起，大孙子满5岁了。大儿子身高1.82米。小儿子正在念中国政法大学。1958年生了女儿春水，现为中学教师，个子高，篮球打得好。春水很清高，国家篮球队几次挑她去，她就是不愿去。她喜欢躲在家里看看书，偷偷地写写东西。写了也不给他看。一次，浩然趁女儿不在家，翻看了她的一篇作品，还算写得不错，语言有个性，虽然也少不了学生腔，但总算是她自己的不是抄来的。她只能写城市生活，从小在城市里长大，不熟悉农村生活呀！女儿征求他的意见，要把作品往外寄。他不赞成，还要她多练笔。如果作品质量不高，寄到了编辑部，会使他在编辑部工作的那些老朋友为难。还让她压一压，憋足劲了，再往外冲出去。春水就因为是他的女儿，找对象为了难。她本来就身材高挑，相貌俊俏，再加之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一般人家的小伙子一听她是浩然的女儿就马上打了退堂鼓，不敢高攀她。实际上，他这做父亲的，根本没有半点门当户对的想法，更不想高攀。可是，你总不能写个广告，让人家知道呀！春水又清高自傲，即使心中看中了哪个小伙子，又不肯主动向别人表露，像他一样，自尊心特别强。不过结果总算很好，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女婿，是他在京郊一个老朋友、老同事的儿子，身材、相貌跟春水相称，人很聪明，厚道，当过兵，后调一家国营工厂宣传科工作，现在正在大学进修两年，单位让他拿大专文凭。小两口为了工作和写作，暂时不要小孩。他和老伴都尊重女儿女婿的决定和选择。这就是他美满的家庭。而当初在他出了名，成了作家，尤其是《艳阳天》出版后，有不少的大学生、中学生给他写信求爱，他从没有动摇过半点。一个人出了名，有了钱，在生活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中国的老百姓最看重这个问题。几十年来他与老伴相濡以沫，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他说他很知足。
下午4时，我们驱车如东县贝类产供销技术开发试验站采访。回到耐盐植物园吃晚饭。白薯，稀饭加咸菜。浩然吃得很喜欢，很开心。
夜8时，我们才返回招待所。浩然对我讲：如东县的基层干部都有水平，不是那种昏昏庸庸度日子的人。有这样好的干部队伍，如东县的经济振兴大有希望。
十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
1985年3月31日，天气更加晴朗。早饭后，我和浩然上街找理发店理发，边走边谈。他说：刘绍棠爱讲，会讲，不讲就憋得慌。他做什么事情都憋着一股劲儿。绍棠打成了右派后，他的三个儿子倒是更加争气，更加勤奋，都升了大学。如果是现在这么好的条件，他的三个儿子很难说都能考上大学。绍棠的妻子是归国华侨，在中学任教，为人特别厚道，就是我们到他家去了，她都怕与我们说话。绍棠打成右派期间，就靠那之前的三万元稿费存款维持生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绍棠没挨什么整，反正他被下放农村，不在单位上，人家都忘记了他，没人整他，所在大队的乡亲们还待他特别的好。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。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，绍棠开始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，被陈某某他们选掉了。他原先还打算在大会上发言，我叫他别发言了，一发言，理事都会选不上。他听了我的。北京的四只小天鹅：王蒙、从维熙、刘绍棠、邓友梅。其余三个都得意了，唯独绍棠不得意，不痛快。大会上，丁玲也没选上副主席，是向中央报告后候补上去的。你看这多难为情。丁玲就是不会搞权术。她多么好的条件，多么老的资历，却偏偏没有选上去。
上午10时，如东县兵房中学王建华来访。他对浩然说：我们全校师生听说您到如东来了，师生员工都想见见您。我爸爸在这里工作，他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如东县进修学校校长。我知道您很忙。到了学校，再到我家，请您看看我设计的火柴盒图样。吴强同志到过我们这里。我们没有什么招待，就是海货。你到我们如东来，我们感到很荣幸。
浩然说：任务很紧。昨天晚上市里来电话，要我4月1日赶去启东县参加县文联的成立大会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等我把这个任务完成了，我和远新到你们那里去一趟，看看老师，学生就不见面了。我不会说呀！我如果能留到本月5号的话，我争取去。我现在对于在这里掌握到的生活素材，像复习课本一样，再复习一面。我一直没看到有关介绍张松林的文章。我写个小稿，先给《南通日报》发一下。我很怕讲话。你看，我和远新在一起都是把门关上的。我对气候不适应，感冒了。我脑子里全是张松林，进入了那境界，就出不来了。如果硬要我到启东去参加县文联成立大会，我就转身到你们那儿去一下。去的时候，我会事先与你联系。
王建华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叠画作，一张张给我俩介绍：“我设计火柴画，酒瓶画，也集邮。这都是我设计的作品。”他要求浩然给他题词。浩然对他的艺术追求给予鼓励、赞扬。他稍作思索，泼墨挥毫，在宣纸上写下：“采艺术灵气，燃思想火花，点滴集聚，持之以恒。祝愿王建华同志大业成功。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。”王建华很激动，又要求浩然给他父亲题词，并写下他父亲的名字，递到浩然手上。浩然沉吟了一下，挥笔写道：“山高江长黄海深，难比老教师一颗心。敬书群众之意。王冠千老先生留念。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。”
我当时本想借机向浩然讨幅墨宝，一则考虑到他太劳累，太辛苦，二则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就没有开口。不想这机会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。此次，他用碳索笔为我题词，后来，他给我写过很多信，为我的作品集《中国刑警大扫黑》作序，我邀请他到汉寿县采访讲学，我全家到三河市登门看望他，我们留下很多合影，我也留下了很多他的讲话录音，就缺少他的一幅墨宝。这成为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