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1章 山水协奏曲——一个平凡女人的故事（1 / 3）
开篇之一
在作家眼里，我是警察；在警察眼里，我是作家；在平民百姓眼里，我是写警察的作家；在妻儿眼里，我是穿警服，佩警衔，时刻想做个好丈夫和好爸爸的警察。这都是现在的事情。那么过去呢？过去我并不是一个警察。
开篇之二
望岳麓山，看湘江水，山是那样的翠绿，水是那样的幽蓝。水，映出山的倒影。山，送来水的源泉。山，绿得耀目。水，蓝得晃眼。山因水更绿，水因山更蓝。山离不开水，水离不开山。山和水编成这丰富多彩的乐园，水和山织成这五光十色的世界。夫妻不正如这山和水吗？彼此依托，互为映衬，便显示出无限的生机。
于是我敞开心扉，亮出肝胆，用真情用赤诚，写下这《山水协奏曲》，献给那些已经做夫妻和准备做夫妻的年轻朋友们。但愿不被视为陈年古董。
第一章小河边，两心相知一线牵
1979年10月22日，我和她结婚了。当时我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。因为我曾立下誓言：不出书，不成名，不结婚。而这年，恰恰是我在事业上受挫最重，成绩最微的一年。我和创作组组长曹一心（曹逸兴）老师躲在桃花源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春柳湖》，在眼看要出书，要成功，鲜花和阳光同时含情微笑的时候，突然遭到贬斥，打入冷宫，成为几十公斤废纸，只能深深地锁进自己的书柜。这种失败的痛苦，熬细了血气方刚的躯体，熬陷了乌亮有神的眼睛。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我懂。我重整其鼓，再战沙场，中篇、短篇，一篇接一篇的外抛，然而，那些编辑部，那些编辑们却无情得很，一篇又一篇地给我抛回来。我提笔不敢落下，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创作。
“我们结婚吧！”她在小河边对我说，一字一句，小河般荡漾。碧水般温柔，我吻她，像小河上的浪花卷在一起。立刻，我推开她，“不，不出书，不成名，不结婚。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岂能言而无信。”我迷茫地望着小河，望着河那边的大山。她抓住我的双手，捏得好有力。平时，这双手在我印象中是那样柔弱，纤细。她说：“你要相信两双手的力量。”
婚后，她对我的气质、经历和思想感情，以及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更熟悉，更了解。我出身农民家庭，世代文盲，解放后才出了我这个笔杆子。所以，我对共产党，对毛主席一往情深，忠贞不渝。当时，整个国家拨乱反正，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错误和惨痛教训。文学，是历史的镜子，是时代的温度计，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覆盖了文坛。我担心给党的脸上抹黑，我害怕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。我不忍心那样写。所以，我的作品难以发表。她根据这些情况，建议我先将小说创作放一放，全身心地扑进火热的现实生活，熟悉新的人物，掌握新的素材，以写作报告文学和散文为主。那时，她二十二岁，一个温柔的少妇，一个果敢的决定，为我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《帅大姐回故乡》《零点零一》《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》《更比当年雄赳赳》《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》《戴笃伯嫁女儿》《是为了报答吗？》《朝鲜归来情似火》等一批报告文学和散文，相继在《桃花源》《湘江文学》《儿童时代》《中国财贸报》《湖南日报》等省内外报刊上发表。这就像一支支强心剂，给我的创作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勇气。我不再怀疑，我不再动摇，我相信自己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料。
一盏寒灯，两个身影。
我的每一篇作品，每一个文字，都渗透了她的心血，都包含着她的汗水。从创作冲动的萌发，到构思，到成篇，直到抄正、投邮。全过程中，我吃的苦，她吃了，我没有吃的苦，她也吃了。我每当有了创作一篇作品的打算，就讲给她听，征求她的意见.她如果点头，如果微笑，我便信心十足。于是，我俩一起咀嚼生活素材，一起构思，一起布局。满意了，或是再想不出更高的绝招了，就由我动笔写初稿。当全文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或省略号或感叹号时，不论她是在办公室，还是在厨房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，我会迫不及待地将她拉进书房，逐字逐句地念给她听。抑扬顿挫，出神入化，彻底忘我。此时，她为了上下左右邻居的宁静，为了保护我的嗓门，会不失时机地笑着提醒：“轻点！轻点！”我念完，她那棱角分明的嘴唇轻轻启开时，我立刻觉得是一座智慧的闸门朝我洞开，是一道恩爱的河流向我涌来。坦率、中肯、切中弊端，绝没有一丝敷衍。她常说.她视我的作品如她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。我吸收、消化她的意见，认真仔细地进行修改。又全文念给她听，直到她满意为止。这时，她习惯地接过稿子，一边字斟句酌地润饰，一边一笔一画地誊写。每一篇作品，只要经过她的手，就会变得优美大方，洒脱飘逸。凡编辑过我的作品的编辑，都会给予一致的赞扬和肯定。时间长了，我才可怕的发现，我离开了她，就没有创作激情。我离开了她，就写不出好作品。她是我的第一个忠实读者。她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。不！她是我亲密的合作者。当我初到武汉大学作家班提笔创作时，总觉得内心和身边缺少了什么，有种沉甸甸的失落感，但又不能不写。我只好将同室的同学、来自滇东红土高原的青年作家吉成假设为她。吉成心好，十分理解我，像她一样地耐心听，像她一样地认真提意见。只是不要吉成抄正，我用快件寄回家中，由她像往日一样润饰、誊写，再投编辑部。
她不像我，不是专业创作员。她有自己热爱的财会工作，她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。她还有我们共同创造的儿子，有我们共同需要的家庭。这一切，全靠她那不算结实的肩膀承担。改稿，抄稿，这一切烦琐、辛苦、劳累的工作，都只能在夜间和节假日进行。一个普通女人，一个妻子，应该得到的欢乐、轻松、消遣，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。
1981年8月，湖南省第二届儿童文学笔会在风景秀丽的南岳衡山举行。她收读省作家协会邀请我参加笔会的通知后，心情分外矛盾。当时，我大病初愈，身体极度虚弱。照医生的嘱咐，往后再不能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，只适宜做轻松、简单的体力工作。让我去？还是不让我去？她仔细观察，发现大病后的我与过去的我比较，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一切需要准备的东西，她都为我准备好了。稿纸、笔墨、换洗衣服和人参蜂王浆。我真正挎着包要出发时，我才想到了医生的嘱咐，想到了刚到这个家庭报到落户的儿子。我犹豫了，眼睛痴痴地望着她，手上的包缓缓地往下放。她推了我一把，朝门外坚定地努努嘴：“人生难遇几次好机会。当机会来临时，就要紧紧抓住不放。”尽管我知道她是一个有头脑、有修养的女人，但这番话出自她的口，我还是有几分诧异。她抱着儿子，送我上车。她反复叮嘱：“你写完一章，就赶紧寄回来一章。我给你抄正，又给你寄上山。”我的眼睛模糊了，我的心沉重了。
登上南岳衡山，心境像松树一样静。我牢记她的话，适当节制自己，每天一章，四五千字，写完就往家里寄。那时，邮件传递比现在迅速、准确，从南岳山庄到汉寿县城，一往一返，平信只需八天。笔会为期一个半月，我抓住头二十五天，完成了十一万字的中篇小说《欢笑的碧莲河》。她润饰、抄正这十一万字，吃的苦头，付出的心血，不知超过我多少倍。盛夏八月，日平均温度摄氏三十八九度。即使坐在电风扇下，也是浑身汗水淋淋。每日晚，那些娇宠的妻子，不是赶当风处纳凉，就是品味着男人从冰厂买回的果露、酸奶，其情趣、乐趣、画趣兼而有之。而她，白天上班八小时，洗衣、做饭、奶孩子。晚饭后，给儿子洗完澡，擦上痱子粉，就放上床睡觉。将一台唯独的落地电扇调到适当档次，对着儿子悠悠旋转，她便坐到写字台前，右手握笔，一笔一画如走龙蛇，如卷风雨；左手抓条湿毛巾，不时抹掉脸上、身上的汗水。她脚下是两桶凉水，防蚊叮、驱炎热。她每夜抄完一章，第二天一早寄还给我。在那段日子里，她每天顶多睡四五个小时。
我收到她修改、抄正的最后一章，恰如看见长江大桥建成通车，人造卫星发射上天，心潮激荡难平，身颤颤，手颤颤，信封怎么也撕不开。与会青年作家安敏见了，一手接过，启开，不仅抽出厚厚的一叠稿件和复信，还带出一根亮闪闪的针，一卷黑油油的线，一颗硬邦邦的钉。安敏不解地打量这些小玩意。我内心明白她寄这些东西的用途。平时在家，她每抄完一篇稿件，就要亲手装订得整整齐齐。她说男人的手粗，装订出来歪歪斜斜，编辑部见了会皱眉头，影响对作品的看法。此次，她在洞庭湖畔，我在南岳山庄，远隔数百里，没法，只得让我自己装订。她寄来这针，这线，这钉子，就是装订稿件用的。顿时，安敏比我还激动，噙着泪花，连声说：“有这么好的妻子，难得！你一定要成功。你一定会成功。”
好多作家愿意写稿，不愿抄稿。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抄比写更吃亏。《欢笑的碧莲河》从成稿到发表，到出书，小改无数次.大改七八遍。她从头至尾，一字不漏地抄写了三遍，加起来共三十多万字，握笔的指头磨起了米粒厚一层茧。
那日，她收到我的责任编辑刘霄老师寄来的样书20册，兴冲冲送进我的书房，我正欲抓住她的手，说句感谢的话，她一转身，急匆匆走了。我手捧样书，想起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，想起今后要走的路，我激动难捺，平时不抽烟的我，此时点然一支，在房里踱来踱去。忽听前面响起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。我好惊诧。这时，她带着儿子走进来，连声向我表示祝贺。她不像平日那样节俭，一下燃放了四挂鞭炮。作品发表，出书，都只署有我的名字，荣耀的是我，风光的是我，她吃尽苦头，饱尝了辛酸，却默默无闻。
我和她讨论、研究作品，也并非绝对的一致，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。这都是因为我暴躁，我冲动。每遇这种时候，她就采取冷处理的办法，等我冲动过后，再细声细语地说服我，最后取得一致的意见。
一篇作品，改的次数多了，往往会产生一种厌烦情绪，宁可扔掉，也不愿再改。1981年春天，我写了散文《鳖园，绿了》，投出去，退回来。我又改，我又投，几投几退，一颗心凉了半边。我怒气冲冲地要把它烧掉。她一把夺过，鼓励我再下工夫修改。我不听，像一头发怒的狮子。她明亮的眸子一转，突然将稿子扔到我面前，一反往常的温柔，大声对我说：“这点耐心都没有，算什么男子汉？有什么作为，烧吧，烧了我还省得再抄。”经她这一激将，我又鼓起勇气再改，终于有了新的突破。四千字，她一夜抄正，寄给《儿童时代》，老编辑苏玉孚慧眼识珠，安排在1982年《儿童时代》第7期头条位置上登载。
不经一番风霜苦，哪得寒梅放清香。这是哲人总结出来的哲理，但生活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相反的情形。1983年我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洞庭丽人》，她每晚抄三千字，连续作战，毫不松懈，国庆放假，人们都休息去了，她将儿子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，自己闭门不出，每天抄写十个小时。作品抄完，她的手臂肿得通红，无法抬起。这样一部凝聚着我俩共同心血，并且自认为十分满意的作品，至今却未找到发表园地。这仅是我们失败中的一例。
第二章突然袭击，保温瓶里藏秘密
没有迎亲的车队，没有满房的家具，也没有大红的喜字，我们结婚是常人难以想像的简单。在汉寿县委会一间简陋陈旧的木板房里，仅有一张简易木板床、一张三屉桌和一个摇摇晃晃的洗脸架，还是我参加工作时从单位领到的。我俩用的、穿的，和平时没有两样。当时，我月工资35元，除了负担小弟上中学的一切费用外，还得按月抽出25元给家里买粮食。结婚时，我还欠账300元。从恋爱到结婚，已近三年时光，每到一起总是谈文学、谈未来，从未谈及家庭情况，就连我家有多少人口，经济状况如何？这些人与人之间交往时最易涉及到的话题，她从不沾边。我感到奇怪。我不能隐瞒。办领结婚证之前，我把一切都向她说了。她莞尔一笑，说：“我只要你人好，事业心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婚后，我俩的月工资加起来才58.30元，生活清贫。
但很甜美。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。每当我要坐下写作时，她就替我擦净桌子，泡好浓茶。抽烟、喝酒她是绝对不容许的。我一次在外喝得半醉回家，口干舌燥，昏昏糊糊.叫喊着要她递水。她不但不理，反而将开水瓶统统倒干，并强迫我做事。经她这一整，我不得不吸取教训。如今，经济收入高了，生活优裕了，有时不免萌动抽烟、喝酒的念头。她坚决不肯。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。在武汉大学作家班上学的日子，往返途中，枯燥无聊，偶尔抽烟。回家被她发现，不是撅着嘴不理，就是一顿严厉地批评：“你抽烟，就是背叛我和儿子的开始。”她还把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发动起来，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我。家里来客，我若陪支烟，儿子会闪电般扑上来缴走，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：“爸爸！你要听妈妈的话，爱惜自己的身体。”
我每次外出参加笔会.都是她亲手替我清理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，检查旅行药盒，如果缺了哪种药，她立即到药店补齐；皮鞋即使油亮闪光.她也要重新擦油，催我洗澡，为我吹发。这种时候.她对我，简直像对待一个不懂事、不会生活的孩子。
我习惯熬夜，睡得迟，起得晚，早餐给她带来很多麻烦。她每日六时起床，为儿子烙蛋饼，冲牛奶。等儿子上学后，又为我煎两个鸡蛋，煮一碗面条。我多次坚持要到市面上随便买点东西吃，她高低不肯.说：“脑力劳动消耗大，光付出，不吸收，时间长了，铁打的汉子也会累垮。”她总是根据我和儿子的喜爱，调理家中的饮食。从不为她自己着想。她长时间的观察发现，餐桌上，我和儿子满头大汗，就说明饭菜合我父子胃口。若有一餐不冒汗，她便不安，想方设法再补偿。
我患那场重病时，恰逢春节。她为了减轻双方父母的痛苦，将真情全部隐瞒。冰天雪地，她艰难地移动怀孕八个月的身子，从机关到医院，往返五六里，一日三四趟为我送饭送水，端屎端尿。大年三十，人们都回家吃团年饭，大街空荡荡。她手提做好的饭菜，孤独地向医院移步，凄怆之感，袭满心头，泪水不禁哗哗流出。她毕竟是女人。她毕竟是妻子。她毕竟是孕妇。即使是钢铸铁打的汉子，也会承受不住。当她走进病房，走到我床头时，她那憔悴的脸上却全是温柔的笑意。她端起鱼汤，一调羹一调羹喂进我口里。她善于说笑话，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。住院的头十天，我每天24小时输液，只能静静地仰卧，大小便全靠她端，吐口涎水也要她接。病人往往容易烦躁。有一天，她回家取饭，因处理单位的事，占去了许多时间。我责怪她来晚了，她没解释，悄悄躲到走廊上流泪。医生、护士见了，都深为感动，对我表示不满。她深情地说：“他不是对我有意见，他是离不开我。”十天后，我能起床了，我要她夜里回家睡觉，她固执地摇头。她生怕我出什么差错，硬要跟我一起挤在二尺宽的病床上。半月后，我带药出院。医生对我说：患你这种病，能恢复得如此快，在我们医院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例，搭帮你妻子对你的精心护理呀！”
按照医生的嘱咐，我必须放弃创作。要失去自己心爱的事业，我痛苦，她更痛苦。我是家中的长子，上面除了老实本分的年近六旬的父母，还有双目失明的祖父、体弱多病的祖母。她明白我在这个家庭中的责任。要把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必须是事业、家庭两全其美。于是，她想方设法为我补充大脑营养。她有生第一次求人开后门，为我买了一斤优质天麻。她每日四更起床，取指头粗一截天麻，切成纸薄的细片，用小碗盛了，敲上一只鸡蛋，冲进两调羹蜂蜜，搅匀，放小火蒸烂。让我天亮前服下，睡一觉，再起床，这样才有疗效。天麻坚硬，要切成纸薄的细片，极难。一次，锋利的刀口一偏，切破了她的指头，不禁发出“哎哟”声。我忙问出了什么事，她笑着遮掩过去。悄悄撒点云南白药，缠裹一层胶布，又忍痛忙碌。当她送天麻蒸蛋到我床头时，还把那只受伤的手藏在背后。
这些年，家里的琐碎事她从不让我沾边，做饭、洗衣、拖地板、管教儿子，她全部承担。有时我过意不去，争着去干，她嫌我笨，嫌我慢，碍了她的手脚。她说：“你去看书，你去写作吧！那才是你的天地。”一般男人在家里必须承担的重活，她也不让我干。买煤、买米、吊窗帘、装电扇……都是她一马当先。夏天常常停水，要从机关食堂往三楼上担。我每去做，她就阻拦，说：“你忘了医生的话。干重体力活，有震裂脑血管的危险。”她抢走水桶扁担，独包独揽。她出身干部家庭，从小喝糖水水长大。她能干这样的重活、累活，外人很难相信，而她的的确确这样干了。
我是放牛娃长大，地道的农民气质，生活、消费，跟不上时代潮流，对购衣选物之类的事，毫无兴趣。好多细心的男人外出，总要替妻子捎回一两件、甚至更多的可心物，可我不会。恋爱时，她一次嘱我买凉鞋，一次嘱我买围巾，我都未能完成，她盯我一眼，笑我“小气”。时间长了，她了解了我的个性，从不见怪于我。有时，实在需要趁我外去之机添置点什么，她便开出清单：规格、型号、价值、大约在什么商店购买。有次，她嘱我买两件75公分的白乳罩，我直奔目的地，只有70公分和80公分的。我不知怎么才好，请教营业员。这是个年轻漂亮的妹仔，以为我不怀好意，狠狠给了我一个白眼。我好害怕，额头暴汗，赶忙掉头就走。回家对妻子说了，她笑出泪花。她拿起穿得不能再穿的旧乳罩缝缝补补又将就着穿上。我也曾真正给她买过两次衣服。那年冬天，我和一位好友出差，各自为妻子购回了一件海狐绒大衣。好友的妻子一嫌贵，二嫌穿着做事不方便.就卖了出去。她也有同样的看法，但她舍不得卖，每到过春节时，她都要穿几天。当别人夸这衣服质地好，款式新，如今很难买到这样货真价实的东西时，她就赞许地看我一眼，酒窝里装满醉心的笑意。另一次是我应国家地质矿产部邀请，深入福建省地矿战线体验生活。抵达福州时，福建女作家、我即将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欢笑的碧莲河》的责任编辑刘霄带着我逛商店，发现一种新颖时髦的女式风雪衣，在她的参谋和鼓励下，我给妻子买了一件寄回家中。她收到后，以十分高兴的心情给我回信：“感谢你给我买了衣服，我试穿过了，很合适，很好看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聪明了？！”可见，我给她的太少，她给我的太多。 ↑返回顶部↑
在作家眼里，我是警察；在警察眼里，我是作家；在平民百姓眼里，我是写警察的作家；在妻儿眼里，我是穿警服，佩警衔，时刻想做个好丈夫和好爸爸的警察。这都是现在的事情。那么过去呢？过去我并不是一个警察。
开篇之二
望岳麓山，看湘江水，山是那样的翠绿，水是那样的幽蓝。水，映出山的倒影。山，送来水的源泉。山，绿得耀目。水，蓝得晃眼。山因水更绿，水因山更蓝。山离不开水，水离不开山。山和水编成这丰富多彩的乐园，水和山织成这五光十色的世界。夫妻不正如这山和水吗？彼此依托，互为映衬，便显示出无限的生机。
于是我敞开心扉，亮出肝胆，用真情用赤诚，写下这《山水协奏曲》，献给那些已经做夫妻和准备做夫妻的年轻朋友们。但愿不被视为陈年古董。
第一章小河边，两心相知一线牵
1979年10月22日，我和她结婚了。当时我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。因为我曾立下誓言：不出书，不成名，不结婚。而这年，恰恰是我在事业上受挫最重，成绩最微的一年。我和创作组组长曹一心（曹逸兴）老师躲在桃花源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春柳湖》，在眼看要出书，要成功，鲜花和阳光同时含情微笑的时候，突然遭到贬斥，打入冷宫，成为几十公斤废纸，只能深深地锁进自己的书柜。这种失败的痛苦，熬细了血气方刚的躯体，熬陷了乌亮有神的眼睛。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我懂。我重整其鼓，再战沙场，中篇、短篇，一篇接一篇的外抛，然而，那些编辑部，那些编辑们却无情得很，一篇又一篇地给我抛回来。我提笔不敢落下，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创作。
“我们结婚吧！”她在小河边对我说，一字一句，小河般荡漾。碧水般温柔，我吻她，像小河上的浪花卷在一起。立刻，我推开她，“不，不出书，不成名，不结婚。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岂能言而无信。”我迷茫地望着小河，望着河那边的大山。她抓住我的双手，捏得好有力。平时，这双手在我印象中是那样柔弱，纤细。她说：“你要相信两双手的力量。”
婚后，她对我的气质、经历和思想感情，以及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更熟悉，更了解。我出身农民家庭，世代文盲，解放后才出了我这个笔杆子。所以，我对共产党，对毛主席一往情深，忠贞不渝。当时，整个国家拨乱反正，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错误和惨痛教训。文学，是历史的镜子，是时代的温度计，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覆盖了文坛。我担心给党的脸上抹黑，我害怕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。我不忍心那样写。所以，我的作品难以发表。她根据这些情况，建议我先将小说创作放一放，全身心地扑进火热的现实生活，熟悉新的人物，掌握新的素材，以写作报告文学和散文为主。那时，她二十二岁，一个温柔的少妇，一个果敢的决定，为我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《帅大姐回故乡》《零点零一》《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》《更比当年雄赳赳》《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》《戴笃伯嫁女儿》《是为了报答吗？》《朝鲜归来情似火》等一批报告文学和散文，相继在《桃花源》《湘江文学》《儿童时代》《中国财贸报》《湖南日报》等省内外报刊上发表。这就像一支支强心剂，给我的创作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勇气。我不再怀疑，我不再动摇，我相信自己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料。
一盏寒灯，两个身影。
我的每一篇作品，每一个文字，都渗透了她的心血，都包含着她的汗水。从创作冲动的萌发，到构思，到成篇，直到抄正、投邮。全过程中，我吃的苦，她吃了，我没有吃的苦，她也吃了。我每当有了创作一篇作品的打算，就讲给她听，征求她的意见.她如果点头，如果微笑，我便信心十足。于是，我俩一起咀嚼生活素材，一起构思，一起布局。满意了，或是再想不出更高的绝招了，就由我动笔写初稿。当全文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或省略号或感叹号时，不论她是在办公室，还是在厨房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，我会迫不及待地将她拉进书房，逐字逐句地念给她听。抑扬顿挫，出神入化，彻底忘我。此时，她为了上下左右邻居的宁静，为了保护我的嗓门，会不失时机地笑着提醒：“轻点！轻点！”我念完，她那棱角分明的嘴唇轻轻启开时，我立刻觉得是一座智慧的闸门朝我洞开，是一道恩爱的河流向我涌来。坦率、中肯、切中弊端，绝没有一丝敷衍。她常说.她视我的作品如她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。我吸收、消化她的意见，认真仔细地进行修改。又全文念给她听，直到她满意为止。这时，她习惯地接过稿子，一边字斟句酌地润饰，一边一笔一画地誊写。每一篇作品，只要经过她的手，就会变得优美大方，洒脱飘逸。凡编辑过我的作品的编辑，都会给予一致的赞扬和肯定。时间长了，我才可怕的发现，我离开了她，就没有创作激情。我离开了她，就写不出好作品。她是我的第一个忠实读者。她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。不！她是我亲密的合作者。当我初到武汉大学作家班提笔创作时，总觉得内心和身边缺少了什么，有种沉甸甸的失落感，但又不能不写。我只好将同室的同学、来自滇东红土高原的青年作家吉成假设为她。吉成心好，十分理解我，像她一样地耐心听，像她一样地认真提意见。只是不要吉成抄正，我用快件寄回家中，由她像往日一样润饰、誊写，再投编辑部。
她不像我，不是专业创作员。她有自己热爱的财会工作，她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。她还有我们共同创造的儿子，有我们共同需要的家庭。这一切，全靠她那不算结实的肩膀承担。改稿，抄稿，这一切烦琐、辛苦、劳累的工作，都只能在夜间和节假日进行。一个普通女人，一个妻子，应该得到的欢乐、轻松、消遣，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。
1981年8月，湖南省第二届儿童文学笔会在风景秀丽的南岳衡山举行。她收读省作家协会邀请我参加笔会的通知后，心情分外矛盾。当时，我大病初愈，身体极度虚弱。照医生的嘱咐，往后再不能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，只适宜做轻松、简单的体力工作。让我去？还是不让我去？她仔细观察，发现大病后的我与过去的我比较，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一切需要准备的东西，她都为我准备好了。稿纸、笔墨、换洗衣服和人参蜂王浆。我真正挎着包要出发时，我才想到了医生的嘱咐，想到了刚到这个家庭报到落户的儿子。我犹豫了，眼睛痴痴地望着她，手上的包缓缓地往下放。她推了我一把，朝门外坚定地努努嘴：“人生难遇几次好机会。当机会来临时，就要紧紧抓住不放。”尽管我知道她是一个有头脑、有修养的女人，但这番话出自她的口，我还是有几分诧异。她抱着儿子，送我上车。她反复叮嘱：“你写完一章，就赶紧寄回来一章。我给你抄正，又给你寄上山。”我的眼睛模糊了，我的心沉重了。
登上南岳衡山，心境像松树一样静。我牢记她的话，适当节制自己，每天一章，四五千字，写完就往家里寄。那时，邮件传递比现在迅速、准确，从南岳山庄到汉寿县城，一往一返，平信只需八天。笔会为期一个半月，我抓住头二十五天，完成了十一万字的中篇小说《欢笑的碧莲河》。她润饰、抄正这十一万字，吃的苦头，付出的心血，不知超过我多少倍。盛夏八月，日平均温度摄氏三十八九度。即使坐在电风扇下，也是浑身汗水淋淋。每日晚，那些娇宠的妻子，不是赶当风处纳凉，就是品味着男人从冰厂买回的果露、酸奶，其情趣、乐趣、画趣兼而有之。而她，白天上班八小时，洗衣、做饭、奶孩子。晚饭后，给儿子洗完澡，擦上痱子粉，就放上床睡觉。将一台唯独的落地电扇调到适当档次，对着儿子悠悠旋转，她便坐到写字台前，右手握笔，一笔一画如走龙蛇，如卷风雨；左手抓条湿毛巾，不时抹掉脸上、身上的汗水。她脚下是两桶凉水，防蚊叮、驱炎热。她每夜抄完一章，第二天一早寄还给我。在那段日子里，她每天顶多睡四五个小时。
我收到她修改、抄正的最后一章，恰如看见长江大桥建成通车，人造卫星发射上天，心潮激荡难平，身颤颤，手颤颤，信封怎么也撕不开。与会青年作家安敏见了，一手接过，启开，不仅抽出厚厚的一叠稿件和复信，还带出一根亮闪闪的针，一卷黑油油的线，一颗硬邦邦的钉。安敏不解地打量这些小玩意。我内心明白她寄这些东西的用途。平时在家，她每抄完一篇稿件，就要亲手装订得整整齐齐。她说男人的手粗，装订出来歪歪斜斜，编辑部见了会皱眉头，影响对作品的看法。此次，她在洞庭湖畔，我在南岳山庄，远隔数百里，没法，只得让我自己装订。她寄来这针，这线，这钉子，就是装订稿件用的。顿时，安敏比我还激动，噙着泪花，连声说：“有这么好的妻子，难得！你一定要成功。你一定会成功。”
好多作家愿意写稿，不愿抄稿。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抄比写更吃亏。《欢笑的碧莲河》从成稿到发表，到出书，小改无数次.大改七八遍。她从头至尾，一字不漏地抄写了三遍，加起来共三十多万字，握笔的指头磨起了米粒厚一层茧。
那日，她收到我的责任编辑刘霄老师寄来的样书20册，兴冲冲送进我的书房，我正欲抓住她的手，说句感谢的话，她一转身，急匆匆走了。我手捧样书，想起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，想起今后要走的路，我激动难捺，平时不抽烟的我，此时点然一支，在房里踱来踱去。忽听前面响起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。我好惊诧。这时，她带着儿子走进来，连声向我表示祝贺。她不像平日那样节俭，一下燃放了四挂鞭炮。作品发表，出书，都只署有我的名字，荣耀的是我，风光的是我，她吃尽苦头，饱尝了辛酸，却默默无闻。
我和她讨论、研究作品，也并非绝对的一致，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。这都是因为我暴躁，我冲动。每遇这种时候，她就采取冷处理的办法，等我冲动过后，再细声细语地说服我，最后取得一致的意见。
一篇作品，改的次数多了，往往会产生一种厌烦情绪，宁可扔掉，也不愿再改。1981年春天，我写了散文《鳖园，绿了》，投出去，退回来。我又改，我又投，几投几退，一颗心凉了半边。我怒气冲冲地要把它烧掉。她一把夺过，鼓励我再下工夫修改。我不听，像一头发怒的狮子。她明亮的眸子一转，突然将稿子扔到我面前，一反往常的温柔，大声对我说：“这点耐心都没有，算什么男子汉？有什么作为，烧吧，烧了我还省得再抄。”经她这一激将，我又鼓起勇气再改，终于有了新的突破。四千字，她一夜抄正，寄给《儿童时代》，老编辑苏玉孚慧眼识珠，安排在1982年《儿童时代》第7期头条位置上登载。
不经一番风霜苦，哪得寒梅放清香。这是哲人总结出来的哲理，但生活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相反的情形。1983年我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洞庭丽人》，她每晚抄三千字，连续作战，毫不松懈，国庆放假，人们都休息去了，她将儿子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，自己闭门不出，每天抄写十个小时。作品抄完，她的手臂肿得通红，无法抬起。这样一部凝聚着我俩共同心血，并且自认为十分满意的作品，至今却未找到发表园地。这仅是我们失败中的一例。
第二章突然袭击，保温瓶里藏秘密
没有迎亲的车队，没有满房的家具，也没有大红的喜字，我们结婚是常人难以想像的简单。在汉寿县委会一间简陋陈旧的木板房里，仅有一张简易木板床、一张三屉桌和一个摇摇晃晃的洗脸架，还是我参加工作时从单位领到的。我俩用的、穿的，和平时没有两样。当时，我月工资35元，除了负担小弟上中学的一切费用外，还得按月抽出25元给家里买粮食。结婚时，我还欠账300元。从恋爱到结婚，已近三年时光，每到一起总是谈文学、谈未来，从未谈及家庭情况，就连我家有多少人口，经济状况如何？这些人与人之间交往时最易涉及到的话题，她从不沾边。我感到奇怪。我不能隐瞒。办领结婚证之前，我把一切都向她说了。她莞尔一笑，说：“我只要你人好，事业心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婚后，我俩的月工资加起来才58.30元，生活清贫。
但很甜美。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。每当我要坐下写作时，她就替我擦净桌子，泡好浓茶。抽烟、喝酒她是绝对不容许的。我一次在外喝得半醉回家，口干舌燥，昏昏糊糊.叫喊着要她递水。她不但不理，反而将开水瓶统统倒干，并强迫我做事。经她这一整，我不得不吸取教训。如今，经济收入高了，生活优裕了，有时不免萌动抽烟、喝酒的念头。她坚决不肯。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。在武汉大学作家班上学的日子，往返途中，枯燥无聊，偶尔抽烟。回家被她发现，不是撅着嘴不理，就是一顿严厉地批评：“你抽烟，就是背叛我和儿子的开始。”她还把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发动起来，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我。家里来客，我若陪支烟，儿子会闪电般扑上来缴走，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：“爸爸！你要听妈妈的话，爱惜自己的身体。”
我每次外出参加笔会.都是她亲手替我清理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，检查旅行药盒，如果缺了哪种药，她立即到药店补齐；皮鞋即使油亮闪光.她也要重新擦油，催我洗澡，为我吹发。这种时候.她对我，简直像对待一个不懂事、不会生活的孩子。
我习惯熬夜，睡得迟，起得晚，早餐给她带来很多麻烦。她每日六时起床，为儿子烙蛋饼，冲牛奶。等儿子上学后，又为我煎两个鸡蛋，煮一碗面条。我多次坚持要到市面上随便买点东西吃，她高低不肯.说：“脑力劳动消耗大，光付出，不吸收，时间长了，铁打的汉子也会累垮。”她总是根据我和儿子的喜爱，调理家中的饮食。从不为她自己着想。她长时间的观察发现，餐桌上，我和儿子满头大汗，就说明饭菜合我父子胃口。若有一餐不冒汗，她便不安，想方设法再补偿。
我患那场重病时，恰逢春节。她为了减轻双方父母的痛苦，将真情全部隐瞒。冰天雪地，她艰难地移动怀孕八个月的身子，从机关到医院，往返五六里，一日三四趟为我送饭送水，端屎端尿。大年三十，人们都回家吃团年饭，大街空荡荡。她手提做好的饭菜，孤独地向医院移步，凄怆之感，袭满心头，泪水不禁哗哗流出。她毕竟是女人。她毕竟是妻子。她毕竟是孕妇。即使是钢铸铁打的汉子，也会承受不住。当她走进病房，走到我床头时，她那憔悴的脸上却全是温柔的笑意。她端起鱼汤，一调羹一调羹喂进我口里。她善于说笑话，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。住院的头十天，我每天24小时输液，只能静静地仰卧，大小便全靠她端，吐口涎水也要她接。病人往往容易烦躁。有一天，她回家取饭，因处理单位的事，占去了许多时间。我责怪她来晚了，她没解释，悄悄躲到走廊上流泪。医生、护士见了，都深为感动，对我表示不满。她深情地说：“他不是对我有意见，他是离不开我。”十天后，我能起床了，我要她夜里回家睡觉，她固执地摇头。她生怕我出什么差错，硬要跟我一起挤在二尺宽的病床上。半月后，我带药出院。医生对我说：患你这种病，能恢复得如此快，在我们医院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例，搭帮你妻子对你的精心护理呀！”
按照医生的嘱咐，我必须放弃创作。要失去自己心爱的事业，我痛苦，她更痛苦。我是家中的长子，上面除了老实本分的年近六旬的父母，还有双目失明的祖父、体弱多病的祖母。她明白我在这个家庭中的责任。要把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必须是事业、家庭两全其美。于是，她想方设法为我补充大脑营养。她有生第一次求人开后门，为我买了一斤优质天麻。她每日四更起床，取指头粗一截天麻，切成纸薄的细片，用小碗盛了，敲上一只鸡蛋，冲进两调羹蜂蜜，搅匀，放小火蒸烂。让我天亮前服下，睡一觉，再起床，这样才有疗效。天麻坚硬，要切成纸薄的细片，极难。一次，锋利的刀口一偏，切破了她的指头，不禁发出“哎哟”声。我忙问出了什么事，她笑着遮掩过去。悄悄撒点云南白药，缠裹一层胶布，又忍痛忙碌。当她送天麻蒸蛋到我床头时，还把那只受伤的手藏在背后。
这些年，家里的琐碎事她从不让我沾边，做饭、洗衣、拖地板、管教儿子，她全部承担。有时我过意不去，争着去干，她嫌我笨，嫌我慢，碍了她的手脚。她说：“你去看书，你去写作吧！那才是你的天地。”一般男人在家里必须承担的重活，她也不让我干。买煤、买米、吊窗帘、装电扇……都是她一马当先。夏天常常停水，要从机关食堂往三楼上担。我每去做，她就阻拦，说：“你忘了医生的话。干重体力活，有震裂脑血管的危险。”她抢走水桶扁担，独包独揽。她出身干部家庭，从小喝糖水水长大。她能干这样的重活、累活，外人很难相信，而她的的确确这样干了。
我是放牛娃长大，地道的农民气质，生活、消费，跟不上时代潮流，对购衣选物之类的事，毫无兴趣。好多细心的男人外出，总要替妻子捎回一两件、甚至更多的可心物，可我不会。恋爱时，她一次嘱我买凉鞋，一次嘱我买围巾，我都未能完成，她盯我一眼，笑我“小气”。时间长了，她了解了我的个性，从不见怪于我。有时，实在需要趁我外去之机添置点什么，她便开出清单：规格、型号、价值、大约在什么商店购买。有次，她嘱我买两件75公分的白乳罩，我直奔目的地，只有70公分和80公分的。我不知怎么才好，请教营业员。这是个年轻漂亮的妹仔，以为我不怀好意，狠狠给了我一个白眼。我好害怕，额头暴汗，赶忙掉头就走。回家对妻子说了，她笑出泪花。她拿起穿得不能再穿的旧乳罩缝缝补补又将就着穿上。我也曾真正给她买过两次衣服。那年冬天，我和一位好友出差，各自为妻子购回了一件海狐绒大衣。好友的妻子一嫌贵，二嫌穿着做事不方便.就卖了出去。她也有同样的看法，但她舍不得卖，每到过春节时，她都要穿几天。当别人夸这衣服质地好，款式新，如今很难买到这样货真价实的东西时，她就赞许地看我一眼，酒窝里装满醉心的笑意。另一次是我应国家地质矿产部邀请，深入福建省地矿战线体验生活。抵达福州时，福建女作家、我即将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欢笑的碧莲河》的责任编辑刘霄带着我逛商店，发现一种新颖时髦的女式风雪衣，在她的参谋和鼓励下，我给妻子买了一件寄回家中。她收到后，以十分高兴的心情给我回信：“感谢你给我买了衣服，我试穿过了，很合适，很好看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聪明了？！”可见，我给她的太少，她给我的太多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