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3章 忆作家贺宜(1 / 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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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87年8月20日,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家贺宜老师逝世了。
  这天,我刚从风景秀丽的南岳参加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授奖会回来,突然得知这不幸的消息,浑身的血液似乎停止了奔流,我默默地伫立着,向东遥望,请滚滚洞庭水,滔滔长江浪,捎去我对这位尊敬的师长、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一腔哀悼之情。他当年在迷雾中给我指路的情景,又历历浮现眼前。
  那是1976年初春,我和曹一心(曹逸兴)老师乘车坐船,抵达上海,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。第二天上午八时,我们盼来了仰慕已久的老作家贺宜。他由王华良陪同,笑吟吟地踏进了我们的住房。街上的浓雾,染湿了他那满头向后倒梳着的银发,宽阔的额头泛着一层亮光,眼镜片上也沾满了水汽,睿智的眼穿过镜片,不时朝我们抚视,他在木椅上坐下,聚精会神地听王华良谈关于长篇小说《春柳湖》的修改方案。
  我们这部作品,取材于汉寿县沧港公社捕捞大队。这里的渔民,世世代代在水上漂泊,岸上没有栖身之地。1964年,他们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改造连家渔船,实现陆上定居的指示,在党支部书记黄贤湘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,建起了崭新的渔村。我们进行艺术创作,于1974年写成第一稿。此后,在修改过程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,把作品的时代背景完全放在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。
  当时,我初次写作长篇,一听王华良谈作品的不足之处,头上就冒大汗。贺宜一直坐着静听,他不喝茶,不抽烟,也不活动,始终挺胸抬头,两手平放在大腿上,他那方正而略显浮肿的脸膛上流露出慈祥的微笑,说:“还是先听你俩谈谈生活素材,再讨论修改方案吧!”
  于是,我们谈了整整一天,贺宜一手捧着小本子,一手握着钢笔记录,从不打断我们的谈话,有要详细了解的地方,他就另外用一张纸记下来,放在一旁,等我们讲完一段,他再提问。他喜欢追问人物的身世和细节。他认为有趣和重要之处,还立刻复述一遍,兴趣盎然。一直到下午六点钟,我俩才住了口。
  这时,贺宜合上小本子,说:“有这么多宝贵的生活素材,是写出好作品的前提。你们除了熟悉了解洞庭湖一带的渔民以外,还到过别的渔村吗?”
  我俩摇摇头。
  他说:“搞创作,不仅是在一个地方打井,还要拓宽视野,扩大生活面,动笔之时,才会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写出划时代意义的好作品。老王,我建议还是不忙于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,你带他们到上海的渔村去看看,尽量掌握更多的生活素材。”
  临别时,贺宜用抱歉的口吻说:“明天我还要同黑龙江的一位作者讨论他的作品,不能陪你们去参观,真对不起。”
  那时,他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人了,看上去身体不太好,说话气喘,我们穿毛线衣,他却穿棉衣。可他忘我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着,那精神实在令人感动。
  第二天,我们参观了上海市郊的丰浜公社水产大队。回去后,贺宜询问了我们参观的感受,他听了很高兴。我以为这下该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了。哪知,他又亲切地说:
  “写渔民,不能只熟悉渔民生活。还要像鲁迅先生那样,广采博纳,凡能接触到的生活,都要尽力设法去接触。老王!我建议你再带他们到金山石化总厂、浦东造船厂等有特色的几个地方去参观采访,怎么样?”
  他还是那种商量的口吻,可他眼里流露出的神色却使人感到对他提出的建议不容否定。我心里不高兴,暗暗嘀咕:生活!生活!我来上海不是为了熟悉生活,而是为了修改作品。像这样谈论生活,了解生活,要拖到何时才能出书呀?我真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作品改好,定稿、付印。我送他到门口,他转身握住我的手,意味深长地说:“小杨!别急。你看过妈妈做鞋吗?鞋子好歹,不在于把鞋底子和鞋帮缝拢来的那几下,而在于一针一线地纳底子。这是我搞了几十年写作的体会。希望对你有点参考作用。”
  现在想来,他的话是多么深刻而富有哲理呀!在讨论作品修改方案时,他总是耐心启发我们:文学作品需要虚构,加工、提炼,切忌照搬生活。但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,任意违背生活的真实,也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文艺创作原则的。我国淡水渔民实现陆上定居的这场改革,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进行的,我们在创作时,就应该尊重这一客观事实。他讲这些话的口气很婉转,可叫你能够明白地听出其中的含意。这是因为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,不得不采取的必需的策略手段。当时,我没像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领会得透彻,我能感觉到,他是不赞成我们放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个背景下来写的。我和曹一心(曹逸兴)老师都很固执,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。他的发言次数不断增多,而且一次次拉长,还辅以动作,企图让我俩领会他的意图。可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俩更固执己见的人了。这样讨论了十多天。最后,贺宜言简意明地说:
  “写作品,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,爱与恨,苦与乐,提倡与反对,等等,一切都隐含在文章中.为了某种政治需要,或是为了一时的成功而投机取巧,违背生活的真实,任意胡编乱造,这不是真正的文人所为。要做一个有出息的文人,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。”
  说这话时,他显得激动难捺,满脸潮红,手足发抖,眼镜也滑到了鼻梁尖。
  还是春天,还是多雾的季节,我们坐上南行的列车,离沪返湘。
  正在修改《春柳湖》的过程中,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,“文化大革命”逐渐被否定。这期间,贺宜连续来信,没有只字责备,只是反复闸述他对我们当面谈过的那些创作观点。
  谁能想到“四人帮”的倒台,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。我和曹一心(曹逸兴)老师作为与“四人帮”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,并去函上海方面,了解我们在上海的言行,追问正面表现文化大革命的动机。有谁能想到:贺宜、王华良除证实我们在上海没有与“四人帮”进行组织上的联系和不正常言行外,还把我们当时坚持要正面反映“文化大革命”,说成是他们的意见,并承担全部责任。请组织上对作者不要求全责备。同时,还直接给我俩来信安慰。这样,我俩便很快得到“解脱”。
  虽然自1976年5月与贺宜分别之后,未能再有机会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,但我和他依然有着书信来往和间接的接触.1978年,我的报告文学《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》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《香飘万里》出版后,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寄给他,并请指教。他很快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,勉励我坚持深入基层,熟悉生活,勤学苦练,步步提高。我多次从朋友口里听到:近年来,贺宜患小脑神经萎缩的不治之症,捏笔手就抖动,痛苦异常,但他以顽强的毅力,每天坚持写作二三百字。他为《小溪流》创作了脍炙人口的《神猫奇传》等大批中短篇新作。还审定修正了五卷本《贺宜文集》,约二百万字。这些,都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奋进。
  贺老没有离世,他的高贵人品和杰出作品,像巍巍南岳山,似滚滚浦江水,永远存留在天地间。
  1987年8月于汉寿县供销社机关宿舍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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